CARNIVAL

外滩18号

从名噪一时的外滩3号沿着外滩向南京路方向走，快到和平饭店的时候会看到外滩18号。她正被改造成一个高档的商业休闲场所，一楼沿街按计划应该是Cartier和Zegna的旗舰店，楼上则是米其林三星级的餐厅和高级会所，毫无疑问，她即将成为上海时尚界和社交界的新宠。

9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前被C公司录取，关于它的传说有很多：丰厚的薪水、优越的待遇、市中心的职工住房、大量的出国机会……总之，C公司的形象周围笼罩着神秘而又令人艳羡的光环。在最后一门考试结束以后，命运把我带到了外滩18号楼。

18号全称是中山东一路18号，在历史上，从1892年起她就是渣打银行在上海的总部，直到1949年所有外资银行全部歇业。解放后叫“春江大楼”，国有企业开始入驻。

我从侧面的小门进去，然后搭上一个装着铁拉门的陈旧电梯，支支作响地升到三楼，这个从1962年就搬入的公司正在忙碌地运行着，我被带到一间巨大的办公室，正面着外滩，好几个科室、十几个人在这里工作。角落里有一张木制的有些年月的办公桌等待着我，我坐下朝窗外瞅了一眼，东方明珠正对着我微笑，就这样我开始了职业生涯。

起初18号对我并不友好，上班没几天台风来到了上海，在空旷的外滩肆虐。办公室的一扇窗户没有关好，我使劲去关，结果巨大的推力把窗户重重推向我，玻璃被震得粉碎，我的右手鲜血直流。从一开始，我还没流汗，就为公司流血了。

在这座罗马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中我几乎要日进三餐，公司有个食堂在四楼，为大家供应早餐，午餐，而晚餐几乎专门为我们几个单身汉准备的，往往是中午的剩菜，如果中午吃肉，晚上我就吃鱼，虽然如此，我们依然满心欢喜。

每个月会轮到一到两次通宵值班，那时候吃完晚饭就没事干了，同事越走越少，曾经热闹的房子安静下来，趴在窗口看到外滩的灯光一点点亮起来，下面就是热闹的大路，人流从南京路拐过来，而陆家嘴尽收眼底，耳边则会传来电传室里电传机自动打出电报的声音。

晚上公司的大灯都关了，整个楼道暗暗的，建筑的层高很高，大概是现在写字楼的两倍。地面和墙面一样，都是用细小的马赛克装饰而成，踩在上面很舒服，但是晚上却没有什么声音。在这样空旷的空间走着去另一头的洗手间，很难不产生一些联想。我不知道二三十年代有什么样的人在这里走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现在一定老了。

有时候我不去乘那个支支作响的老电梯，而是沿着扶手梯一圈圈地走到底楼，我也会忍不住地猜想：在这样的楼梯上，是不是曾经有一个年轻英俊的小开撞见了麦加利银行的职员小姐……

那些扶手和台阶见证了一切，但是它们永远保持沉默。不过门口老放着一堆煤，让我特别想了解为什么。到了冬天谜底就揭开了：我们用它来烧暖气。长江以南很少在冬天供暖，C公司却拥有这样的特权，直到搬离18号。

1998年由于政府统一置换安排，我们依依不舍地搬离了18号楼，搬家中的过渡期我又值了一次班，文件和办公用品基本都搬完了，办公室里散落着纸片和丢弃的物品，我守着电话机觉得无聊，便在空空的大楼里四处乱转。许多办公室以前我都没有进去过，因为搬家，有许多小物品和图片不经意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它们也许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公司的角落里呆了好多年，现在以一种被遗弃的方式和我见面了，我挑了一些，放进了我的包里。

关于这段日子我总是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在清冷的冬晨，我骑车穿过乍浦路桥，从圆明园路绕到和平饭店的后门，那里常常有一些蒸汽从锅炉房的门缝中冒出来，然后空荡荡的外滩就在眼前，太阳在热腾腾的水蒸气中升起——新的一天开始了。

五原路

在C公司上班最能满足我虚荣心的是在外滩上班，在淮海路居住。当然那不是我的房子，而是宿舍。

公司已经好多年不提供宿舍了，我工作一年以后，他们神奇地把一套房子粉刷一新，分给了几个单身汉。拿钥匙那天我在路上出奇地顺利，第一个到了宿舍，占了最里面一个朝南的房间。

房间在二楼，20平米不到，方方正正的，大片的阳光撒进来，还带个小阳台，对着一条叫做五原路的马路。

在法租界时期，五原路叫赵主教路。解放后改了名，取的是内蒙的一个县名。这是上海路名的特点，用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地名，而且越高档的地段用越偏僻的内地地名，是不是当时的解放军很想消灭小资产阶级的傲气，故意为之的呢？

五原路窄窄的，是上海少有的不通公交的马路，一头连着常熟路，一头连着武康路，从头走到底大概十分钟不到。但同时它大概是上海最悬殊的小马路。一条乌鲁木齐路从中间穿过，往东充满了市井气，小卖部，木匠铺，米面店、房产中介沿街排开。几年前这里还是个露天菜场，据说可以买到上海最好吃的草莓等等其它地方觅不着的高档吃食，有个住在六楼的同事说以前要买个鸡蛋什么的，拿个篮子放上钱从窗口吊下去就行了。

乌鲁木齐路往西，立刻就安静祥和起来，俨然大家闺秀，有许多老洋房藏在高大的梧桐树后面，五原路不动声色地和武康路融为一体。这一带主要是老式公寓和一些机构，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以及《儿童时代》的编辑部，就在这一段上。

五原路藏着许多故事，我都是后来慢慢知道。但是一眼看见并且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楼斜对面的华东神学院，那是一栋6层的楼房，因为其他窗户紧闭，只能看见水房窗口晾着的衣裤在飘扬，我从没看见神学院里走出过穿着黑袍的神父和修女，如果不是神学院几个字写在墙上，它几乎和整个五原路东段融为一体，丝毫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现在回忆起来，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值得书写的特点。几年后，华东神学院的牌子被摘了下来，变成了一所民办的进修学院。

出门左拐就是常熟路路口，一眼可以瞧见上世纪三十年代最豪华时髦的赛华公寓，现在的瑞华公寓。楼下就是上海最早的奢侈品百货：美美百货，这个路口可以看到好多美女，但是下一个路口的美女更多，那就是名扬天下的华亭路。

相比之下，由于是居民区，五原路的美女并不多，但是，有一个著名的美女作家就住在这条路上。她就是卫慧。在写《上海宝贝》之前，她就在这里买了房子。有一天，在新华路的goya酒吧，她举办了一个《尖叫的蝴蝶》的新书发布会。在黑人鼓手的伴奏下，她扭动着身躯尖叫着，一点儿也不象一只蝴蝶。后来，她端了一杯酒坐在我们桌旁，朋友给我们介绍说：你们都是住五原路的。

五原路还住着三毛之父张乐平，不过我从未见过他。还有一个居民就是陈丹燕，我虽然不也曾见过她，但我确信，她和我住在一个大院里。因为她的父亲是文革前C公司的党书记。有一次，读到她对常熟路口没有红绿灯给她的小孩过马路带来很多险情的描写。这个场面，对我而言实在太熟悉不过了。

在我窗下正对着的，曾经有一家馄饨店，专门售买特大馄饨。当然，它和现在风靡上海的“金师傅馄饨”没有什么关系。味道不算出色，但管饱。有时候饿了，就下楼去吃一碗，十分方便。它的店面有一块巨大的玻璃窗，坐在里面的人就可以对着窗外吃。有天晚上，楼下突然人声鼎沸，我探头一望，原来是在拍戏。一男一女就坐在这块玻璃窗内，对着窗外的摄影机心事重重的吃着馄饨。一年多以后，我在吕乐被禁的处女作《赵先生》中看到了这个镜头。原来，是压抑的中年男人和情人在这里无语发呆。

五原路往前走一点，到乌鲁木齐路左转，有一家我特别爱吃的南京桂花鸭。再往前几步，就是一个菜场，菜场旁有一个摊位，到了秋天专门卖大闸蟹，几乎通宵营业，价格还很公道。许多大大小小的明星，到了上海晚上嘴馋，就会开车去那里买蟹解馋。

然而五原路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却是另一个角度。从五原路出发向东15分钟，可以到音乐学院，往西走15分钟可以到戏剧学院。这成了我青春岁月汲取养分的秘密小道。相对而言，我向西的次数要比向东的多，周末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晃到上戏食堂吃饭，吃饱了在校园里闲逛，看那些还未成名的年轻人趾高气扬的走来走去，阳光洒在他们不可一世的脸上，十分可爱。上戏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表演考试、汇报演出，我常常神情自若的和同学们一起坐在黑匣子剧场里看白戏。那些表演青涩而饱含激情，在成熟的戏剧舞台上很难看到。有许多人的毕业大戏就是他们演艺生涯的最后一场舞台演出，因为话剧不景气，大部分人毕业后就去拍电影电视了。

往西走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中途安福路上的话剧艺术中心和永乐宫。那时候话剧艺术中心还没有改造，有演出场地的其实只是马路对面的青话，也是个小剧场。我在那里看过梁赞诺夫的《老式喜剧》，梁赞诺夫是苏联著名的导演和剧作家《两个人的车站》和《办公室的故事》就是他的作品。《老式喜剧》同样饱含着苏联文艺作品特有的内秀和幽默感，让人在泪花中微笑。上海著名的配音演员曹雷把女主角演得十分出彩，凭得也是上戏的功底。

永乐宫原来是电影发行公司的内部放映厅，后来改造对外开放，在很长时间内是上海音响最好的影院，超过了上海影城，票价还便宜，我就在这儿看了《黑客帝国》。但印象最深的不是大片，而是《鬼子来了》。那年国产片展映，其他厂都送来了胶片，《鬼子来了》只有磁带。出品方华谊兄弟的代表拿着胶转磁的带子飞到上海现场监督只放一场，然后匆匆离去。记得在一个小房间里挤着近百人，片子很长，而且字幕和画面不太同步，但是无法忘记的是黑暗中初见说着唐山话的姜文运用黑白影像的震撼。在回去的路上，我始终没有缓过神来，从未有过电影让我如此深刻地缠绕在它传达和渲染的情绪中。

有一年冬天春节过后，我回到上海，天色阴沉，五原路的树枝刚被剪过，光秃秃的，寒风让人裹紧了外衣。屋子里因为半个月没人住，也仿佛覆盖着一层看不见的薄霜，那是五原路惟一凄凉的时刻。大部分时间，五原路美丽而温暖。到了晚春季节，如果外面下着雨，在屋里睡觉是十分舒服的事情，窗外的树叶会自己绿起来，梦中可以闻到春雨和绿叶的味道；而秋天下午小阳台上暖洋洋的太阳，也是这个城市中不可多得的闲暇。有时候想在地板上铺上地毯放着书和茶晒太阳，后来因为沿街灰尘太多懒得打扫而作罢。

在五原路生活的时期是单纯的快乐，那时生活和职业在我面前刚刚展开，仿佛有着无穷的可能性；同时又可以在这条上海西区不起眼的小马路上享受这个城市隐秘的精彩。当我后来决定离开C公司时，惟一留恋的就是这间小小的宿舍。

五原路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城市生活口味，我坚持认为上海最适合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以五原路为中心的一千米半径之内。事实上后来我在上海的生活重心也没有离开这个范围。如果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十分重要无法替代的地点的话，对我而言就是五原路。